交强险费率浮动明降暗升,理财周刊

  文/本刊记者 陈婷

  从今年7月1日开始,交强险费率将与每位车主的交通事故和交通违章记录挂钩,实行上、下最高30%的浮动。6月15日,中国保监会网站公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草案)》,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6月25日。

  交强险条例和费率是依据保险公司单方面提供的数据和资料制定的,监管部门和公众都处于信息劣势,因而无法保证保险公司、政府、车主、第三者的利益达到平衡

  在笔者看来,此次交强险费率浮动政策,的确体现了监管部门对于此前关于交强险的诸多争论以后,正在下决心并下功夫积极完善这个年轻的险种,充分体现了监管当局“从善如流”的姿态。

  依我看,保监会出台这项强制保险费率上下浮动30%的公共政策,是基于社会各界对强制险涉嫌“暴利”的压力,尤其是公民个体代表———律师孙勇,接连三次向保监会“发难”,义无反顾地向世人戳穿了交强险“暴利”的内幕。在这种背景下,保监会才出台了这个看似安抚人心的制度。

  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勇日前向保监会提交了一份“撤销交强险赔偿限额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指责交强险每年产生400亿元的“暴利”。

  但细细推究起来,这次的浮动方案虽然有着“奖优罚劣”的美丽包装,但极可能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空中楼阁。

  显然,这一草案的目的是“奖优罚劣”,旨在鼓励车主或司机,尽可能减少违犯交通规则,这样一来,不仅能减少交通事故率,也能给安全驾驶者享有优惠的费率。这种公共政策,可以看作是利国又利民的好制度。但是,对于司机来说,这样的政策几乎就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美丽馅饼”。

  车辆强制险作为我国第一个法定强制险种,自去年7月份面世以来,社会各界声讨其存在“暴利”及“信息不透明”的声音就不绝于
耳。尤其是公民个体代表——律师孙勇,犹如皇帝新装上的那个勇敢小孩,接连三次向保监会“发难”,义无反顾地向世人戳穿了交强险“暴利”的内幕。

  一方面,我们通过前面两篇文章已经分析过,要想真正让车主享受到优惠,但凭此次草案方法,很难获得效果。浮动比例差距过窄,各地车险信息平台仍在建设中,交强险实施年份较短等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都让这个调整方法面临一种实际操作的困难中。

  我们不妨浏览一下《草案》中的一些苛刻规定,比如,酒后驾驶行为的费率上调30%;闯红灯一次,费率上调10%;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车辆和驾驶证暂扣期间驾驶的,费率上调20%。发生其他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5次(含)以上的,保费也将上调30%。而降低保费的条件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上一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降低10%;上两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降低15%;上3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降低20%等等。

  律师孙勇所称“暴利”内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事实依据的。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1.48亿,按保守数字1亿计算,只要投保率达到80%,每年交强险的保费收入就能达到800亿元。而根据公安部公布的交通事故统计,赔付额最高每年也只有177亿元左右。余下的620多亿元,扣除税金、管理费、手续费(合计不会超过200亿元)后,还会有400多亿元结余。

  交强险作为我国第一个法定险种,其波及面相当广,涉及的利益主体非常多。此次费率浮动草案的出台,仅仅给予车主、保险公司等各方利益主体10天不到的意见上书时间(征求意见时间截止6月25日),由于交强险费率浮动制定的依据、数据大家都不清楚,各方面尤其是作为消费者的投保车主方面,对此模模糊糊,朦胧的居多,明白的太少。

  据统计,在北京,一年下来,有违章记录的车辆大概在97%左右,所以,要想享受到优惠的费率,要比登天还难。难怪乎,一位有10多年驾龄的老司机说,“我认为这些条款的规定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在实际执行中,能够从中受益的车主基本没有,反倒是被加收保费的人会非常多。”

  按理讲,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宗旨,交强险应坚持不盈不亏的原则。而依照律师孙勇提供的数据,交强险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利险”,与不盈不亏的初衷严重相悖。政府要求不能盈利的项目和制度,到了市场上和现实中往往就会出现“肠梗阻”,不是执行机构借机发横财,就是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被“阻击”而不得不停止执行。这样的“影子”,我们在医疗、教育、公用事业等领域已早有领教。

  很难令人相信,仅仅通过这10天的征求意见时间,就能收集到足够的意见,而此后仅仅5天不到的工作时间,就能让有关部门将从社会上收集的意见整理、归纳,并对草案进行充分的修改(因为从7月1日起就要正式实施费率浮动机制了)。

  在笔者看来,此次交强险费率浮动政策,尽管有“奖优罚劣”这个漂亮的外衣,但是,极有可能变成“中听不中用”的“美丽馅饼”。其理由是:首先,利益相关方没有进行实质性博弈。尽管在交强险浮动费率制定过程中,也在保监会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征求意见草案,但对于交强险费率浮动制定的依据、数据分析,消费者朦胧的居多,明白的太少。现行的交强险费率浮动是依据保险公司单方面提供的数据和资料由保监会制定的,而公众则处于信息劣势,因而,无法保证保险公司与车主利益达到平衡。

  车辆强制险为何会产生400亿元“暴利”?笔者以为,强制险制度出笼过程存在不少致命缺陷,以至于这项公共政策一出“娘胎”就变成“畸形儿”。具体来说,首先,利益相关方没有进行实质性博弈。尽管在交强险费率制定过程中,也举行过消费者意见征求会,但对于交强险制定费用的依据、市场分析,消费者朦胧的居多,明白的太少。现行的交强险条例和费率是依据保险公司单方面提供的数据和资料制定的,监管部门和公众都处于信息劣势,因而无法保证保险公司、政府、车主、第三者的利益达到平衡。

  各方利益无法通过这10天的时间进行实质性的利益博弈,而本来就处于信息劣势的消费者群体,在这次费率调整中,更显得无奈。一个空洞的“征求意见”权利,又何用之有?!

  此外,虽然国务院颁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调整保险费率幅度较大的,保监会应当进行听证。但是,对于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交强险费率浮动,保监会在正式公布前,却没有举行听证会意愿和任何迹象。退一步讲,从这份草案发布到实施只有15天的时间,其中包括征求公众意见10天时间,这让公众对保监会搞“闪电式”出台公共政策,不产生质疑也难。

  其次,没有形成合理的市场竞争态势。按照交强险实施方案,22家中资保险公司都可以从事交强险业务,并且要求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投保,这样的方案虽然可以保证交强险的强制性,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任何竞争机制,可以想象,这种投保方式,不仅难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也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交强险的社会效益。

  对于政府部门这样“闪电式”出台公共政策,消费者和投资者吃到的苦头已经够多了。如果坚持这样的行政思路,最终只能导致公众对政策产生更大质疑,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因此,政府在制定类似交强险浮动费率等公共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多方利益主体博弈问题,应将博弈前置,换句话说,要假想各利益方抵制或消解政策,进而制定出符合多方利益的政策。与此同时,整个制度制定过程及实施情况,真正要做到公开、公正和透明,履行法定程序。否则,交强险费率浮动难免会演变成“美丽的馅饼”。(摘自《证券时报》)
吴睿鸫

  此外,虽然国务院颁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调整保险费率幅度较大的,保监会应当进行听证。但是,对于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强险费,保监会在正式公布前,却没举行价格听证会。

  真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类似交强险浮动费率等公共政策时,既然已经考虑市场上存在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问题,那就不妨将博弈前置,换句话说,制定政策前,就先假想各利益方会如何抵制或消解政策,进而制定出符合多方利益的政策。这样,就政策出台后,才更容易得到执行,而不是“逼”大众与政策博弈。与此同时,整个制度制定过程及实施情况,也应真正要做到公开、公正和透明,履行法定程序。

  因此,国家在制订类似交强险等公共政策时,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多方利益主体博弈问题,应将博弈前置,换句话说,要假想各利益方抵制或消解政策,进而制订出符合多方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让各大保险公司来竞标交强险业务,让投保人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这样才符合市场竞争法则。与此同时,整个制度制订过程及实施情况,要做到公开、公正和透明,履行法定程序。惟此,国家公共政策才会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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